1955年冬天，北京中央政法干校，毛特夫的学习即将结束。一次谈话中，毛泽东问他：“想不想留在北京工作？”这个问题看似是亲属间的关照，实际上也包含着对一名基层干部能力和取舍的考察。毛特夫没有顺势留下，而是表示要回湖南，因为湘潭的工作还在等着他。 这次拒绝，不能简单理解为“不愿进京”。毛特夫很清楚，自己能够走到北京，既有组织培养，也有家族关系带来的特殊关注。但他更清楚，自己在湘潭担任县长，是当地群众和组织交给他的职责。 毛特夫本名毛远绵，字特夫，是毛泽东族兄毛新梅的长子。毛新梅世代行医，生活并不富裕，遇到贫苦乡亲求诊时，常常免收诊费，甚至倒贴药钱。这样的选择，在当时并不能让家庭摆脱困窘，却体现出这个家庭对穷苦百姓的同情。 1926年前后，毛新梅受到毛泽东影响，开始接触革命活动，成为韶山地区较早加入党组织的人之一。1927年，湖南局势急剧恶化，革命者遭到大规模搜捕，毛新梅被杀害。毛特夫生于1912年，当时年仅15岁，父亲遇害后，他成了家中的长子，也成了弟妹们能够依靠的人。 家里留下的困难十分具体。毛新梅的妻子是小脚，又患有哮喘，难以承担繁重农活；家中田地很少，仅有一亩水田，收成自然无法养活一家老小。白色恐怖之下，邻里即使有心帮忙，也担心被保甲制度牵连。那几年，毛特夫一家几乎是在贫困、监视和失去亲人的阴影中度过的。 转机出现在1929年。毛泽民得知毛新梅牺牲以及家中的情况后，派人回韶山寻找毛特夫。毛泽民当时在天津从事秘密印刷工作，那里印制党的文件和宣传材料，需要人员绝对可靠。毛特夫此前已经接触革命组织，便接受安排前往天津。 1930年，经毛泽民介绍，毛特夫加入中国共产党。秘密印刷工作并不只是排字、印刷那么简单，纸张、机器、交通和人员联络都可能暴露身份。印刷厂设在英租界，也只是相对隐蔽，并非真正安全。对毛特夫而言，这是父亲未竟事业的延续，也是他第一次直接承担地下工作。 1933年，毛特夫被调往中央苏区，先后在红军大学和红军医院工作，担任政治教员、宣传科长等职务。岗位几经变化，他所面对的始终是同一个问题：怎样把部队建设和群众工作结合起来。长征开始后，他被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斗争。 1935年12月，毛特夫不幸被捕。敌人并不了解他的真实身份，因他曾在学校和医院工作，便把他当作普通工作人员遣返回乡。回到家乡后，他没有停止活动，而是继续从事地下工作。由于南方许多党组织与中央失去联系，工作往往只能依靠地方关系独立维持，危险和孤独都不容易为外人知晓。 抗日战争爆发后，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，南方部分党组织逐渐恢复联系。1938年，毛特夫担任湘乡县工委书记，负责工人运动；1939年，又调任衡阳工委书记。1940年，组织原计划安排他到延安学习，但国民党加强封锁，通往延安的道路受阻，这次行程最终没有实现。 有意思的是，延安之行未成，并没有使他的工作中断。1944年前后，随着交通和联络条件改善，毛特夫重新与组织取得联系，继续以合法身份开展地下工作。这样的工作没有显赫战功，也很少留下公开记录，却一直持续到湖南和平解放前后。 1949年8月，湘潭和平解放。同年10月，毛特夫被选为湘潭县县长。毛泽东得知情况后，曾致电勉励他继承父亲遗志，和群众打成一片，把地方工作做好。毛特夫没有把烈士后代和毛氏族亲当作资本，反而把它们看成必须更加谨慎的理由。 1954年9月，湖南省委选派毛特夫到中央政法干校学习，他才在北京中南海见到毛泽东。毛泽东询问他的工作和家庭情况，并提醒他不要脱离群众。谈到湘潭建设时，毛特夫回答：“我会尽力去做。”这句话不长，却符合他一贯的处事方式。 次年学习结束前，毛泽东再次问他是否愿意留京。毛特夫沉吟片刻，说：“北京当然好，但家乡人民选我做县长，我得回去。”毛泽东听后没有勉强，反而更加认可这个侄子。临行前，得知毛特夫还想探望毛泽覃的遗属，且路费拮据，毛泽东让秘书取出两百元，供他路上使用。 回到湖南后，毛特夫继续在地方岗位工作。后来他曾因历史问题受到错误处理，1979年得到平反。1982年，毛特夫病逝，享年70岁。атәуп 特别